琵琶作舟：汇入世界交响的中华乐韵

首夏犹清和。上海申园的邀月堂，清风入弦，琵琶玉润。这是5月的浦江之畔，在摩天楼群勾勒的现代天际线下，在上海这座海纳百川的国际都会心脏地带，一枚曲水回廊的古典印章、一处诗意桃源的江南古典园林，正进行着一场以琵琶为主题的分享会。享誉全球的琵琶大师吴蛮，在上海交响乐团主办的“大师不在台上”的活动中，聊着一个在西方古典音乐专业语境中很少涉及但却越来越受关注的话题：作为中国传统民族乐器的琵琶如何融入世界交响语汇。很多人提到琵琶与上海交响乐团，就好比联想到亭台楼阁与高楼大厦、阿炳与贝多芬，格格不入。为何会有这样一场活动？作为典型西方管弦乐团编制的上海交响乐团，在2025-26音乐季中邀请民乐演奏家吴蛮为驻团艺术家，此前未有过先例——作曲家如陈其钢、周天，歌唱家如托马斯·鲍尔、沈洋，演奏家如戈蒂埃·卡普松、王健……皆是主攻西方音乐体系的。吴蛮的加盟，成就了海派申园的一场特殊的活动，也成就了吴蛮与上海交响乐团过去一年的三场精彩演出。吴蛮从民谣抒情到先锋解构，汇通中西洋流我以为，在上海交响乐团2025-26音乐季中，作为驻团艺术家的吴蛮在与上海交响乐团的三场现场演出，充分展示了这一古老的琵琶之舟驶入世界交响的洋流三个阶段的尝试和姿态。有幸现场聆听了三场演出，真正领略了何谓“承古开新，跨语无界”。2025年9月5日的开幕音乐会，吴蛮与余隆执棒的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演绎了赵季平《第二琵琶协奏曲》。赵季平是当代中国乐坛最具中国风格的作曲家之一，而这首琵琶协奏曲，则是一次将苏州评弹的婉约风韵与西方管弦乐队编制和协奏曲曲式的宏大叙事相融的可贵尝试。在演出过程中，伴随着厚重弦乐的底色，吴蛮的琵琶以松弛自如、从容主导的姿态，以散板悠然切入。带着苏州评弹的温润气韵确立了全曲的音乐基调。吴蛮轮指细腻剔透，面对频繁的变调依旧不失婉约，每一击拨奏而都隐隐透出沉稳和力量感。在一些悠长线条的如歌片段中，可以清晰听到吴蛮处理上那种缠绵软糯、独具韵味的甜美与淡雅，并未有大段的炫技和张扬个性。这一抒情性强的风格贯穿始终。乐队也表现得相当克制，尽力烘托和晕染着琵琶涓秀的气质。几度激越的情绪顶点，吴蛮也是有的放矢，处理得利落果决，余韵不绝。2025年9月5日的开幕音乐会，吴蛮与余隆执棒的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演绎了赵季平《第二琵琶协奏曲》。 摄影：蔡磊磊2026年5月22日晚的演出，则由指挥家景焕与吴蛮合作，携手上海交响乐团演绎了美国作曲家卢·哈里森《琵琶和弦乐队协奏曲》。卢·哈里森师从考威尔与勋伯格，是20世纪晚期全球屈指可数的大作曲家。哈里森在1997年专为吴蛮量身定做的这首琵琶与乐队的协奏曲，是首次有西方一线作曲家为中国传统民族乐器进行的创作。这段“佳话”，真正开启了琵琶进入世界交响语汇的大门。这首作品从演奏技术上看难度更高。当晚演出中，吴蛮以清亮通透的定调开篇，以更为进取的姿态引领乐队，其左手的按音也更为细腻多变。“三套车”中，吴蛮密度均匀、颗粒清澈的轮指极富歌唱性。而“风与梅”中快读指法切换流畅无滞涩，泛音段落清透空灵，引人遐想。一段“三人共享”的叩击琴板颇有新意——琵琶竟化身打击乐器。“理查德·洛克挽歌”中，吴蛮以极其缓慢而均匀的推拉音，控制每个音的消散过程。看似不经意的一次拨弦，闭眼冥想都是大千世界。至全曲尾声，吴蛮并未见一味地炫技与冲刺，依旧稳健，以热情的扫奏营造出质朴的庆典氛围。吴蛮与景焕在排练中6月5日晚的最后一场演出，由英国指挥大师乔纳森·诺特执棒，携手吴蛮呈现了美国华裔作曲家杜韵《琵琶协奏曲“听书”》的中国首演。这部被誉为“当代琵琶技法的集大成试炼之作”一反常规琵琶作品的听觉习惯，包含大量先锋演奏技法，如无固定音高煞音、极限音区跳弹、碎片化即兴节奏、多声部分层扫拂等，演奏难度堪称“琵琶界的天花板”。当晚的演出，吴蛮以一段独奏华彩开篇，左手渐进式的吟揉，便清晰地将传统琵琶曲情韵中的波动感由宽幅颤音缓缓收束为细密揉弦。吴蛮似乎有意收起轮指的音量。至中段狂暴的段落，乐队几乎是密不透风地将琵琶包裹在内。吴蛮的演奏呈现出相对退却的姿态，在高难度弹挑、掌捂煞音与大跨度换把协同的断音节奏中，一保松弛感，且节奏精准，纹丝不乱。时有说书的顿挫气口，展现了一张一弛的定力。尾声回归民间曲调时，依旧是由浓转淡的弦音与轮指，直至归于静默。三首琵琶协奏曲，琵琶可刚可柔、可主可辅的包容性令人惊叹，尽显吴蛮出神入化的艺术把控力。这三首琵琶协奏曲也恰好勾勒出一条从“中国韵味”经由“跨文化对话”最终抵达“世界先锋”的演进脉络。三场音乐会，从中国民乐与西方管弦乐的温情对话，到以东方美学重构弦乐织体的文化互译，再到以西方现代音乐的实验逻辑解构琵琶固有的音色与句法，琵琶这件古老乐器正一步步进入世界当代声音剧场的中心位置，化身真正汇通中西洋流的“精灵”。6月5日晚，由英国指挥大师乔纳森·诺特执棒，携手吴蛮呈现了美国华裔作曲家杜韵《琵琶协奏曲“听书”》的中国首演。摄影：王赟从音色点缀到文化共情，构建音乐丝路记得澎湃新闻的一次访谈中，吴蛮就琵琶在现代管弦作品中沦为“色彩乐器”这一现象，如此说过：琵琶和管弦乐团合作，不能只借用音色做点缀，必须凸显琵琶自身的音乐语言与文化内核。我以为，文化共情是实现这一凸显的第一步，也是吴蛮现场演奏给我所传递出的最直观的感受。正如德国思想家雅思贝尔斯所说：“真正的艺术突破历史与地域的壁垒，在人类共通的生存体验中找到共鸣点；民族音乐的世界性，正在于它承载了这种可被共情的生存体验。”在西方古典音乐中，很多地方民族乐器由于其个性与“交响性”的冲突、音量与声学融合的难度、作曲与和声体系的差异等因素，仅作为一种特殊音色被少量使用。如日本的“尺八”因其幽玄的音色，在20世纪的西方音乐中多作为色彩点缀；又如印度尼西亚的“甘美兰”，同样也是卢·哈里森十分喜爱的乐器，常被西方作曲家视作一种“音乐原料”植入作品，以增添神秘色彩。中国的传统民族乐器二胡、琵琶等，最初所面临的是同样的困境。早在18世纪，中国琵琶便已进入欧洲——1756年便记载有西方最早的中国音乐表演。1979年小泽征尔指挥波士顿交响乐团演奏的由吴祖强、刘德海创作的《草原小姐妹》，被视作第一部真正意义上引起广泛关注的琵琶协奏曲。但这仅是中国作曲家用西方交响思维创作协奏曲的开端。吴蛮，是琵琶真正走向世界的关键推手。在人类共通的生存体验中找到共鸣点，便是吴蛮之所以能够实现这一突破的根本。吴蛮和马友友在白宫合照纪念作为中央音乐学院首位琵琶演奏硕士，吴蛮自1990年初赴美起，便开启了将琵琶推向世界音乐舞台中心的耕耘。她说过，无论东西方，音乐最深层的感染力来自那些朴素的、普世的情感——比如游子的乡愁、生命的欢愉、战乱的悲悯与宁静的祈祷。在演奏技法上，她往往不急于炫示轮指的颗粒或速度，而是会在敦煌古谱的“心拍”节奏与丝弦的温润泛音里，挖掘出琵琶最能触动人类听觉本能的那部分声音：那种如私语般的吟揉和叹息，能唤起任何文化背景听众对“诉说”与“怀旧”的直觉感受。去年9月5日晚对赵季平《第二琵琶协奏曲》的处理，她模仿人声低语的轮指所弹出的似断非断的惆怅韵味，正合人类倾诉本能的声音。在演奏理念上，她将“留白”视为超越语言的交流方式，5月22日晚哈里森的作品中空灵泛音与缓慢的推拉音所营造的冥想般的空间感，恰是全人类所共通的沉思姿态。这首卢·哈里森的《琵琶和弦乐队协奏曲》，是真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吴蛮与哈里森及丹尼斯吴蛮提到过，1997年，已届70岁的卢·哈里森在与吴蛮的接触中，突然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要为琵琶写一首协奏曲。作曲名家在晚年做这种极具挑战性，甚至是冒极大风险的跨领域尝试，是极为罕见的——保住“一世英名”、少写有风险的作品，是同代作曲家惯常的心思。但恰恰是哈里森和吴蛮的这次传奇合作，并在纽约林肯中心成功首演了《琵琶与弦乐队协奏曲》——这不仅是西方音乐史上第一部琵琶协奏曲，也是哈里森生前最后一部大型管弦乐作品。这里，哈里森没有把琵琶写成一件“中国色彩乐器”，而是将其作为能够倾诉人类普遍情感的独奏声音。在吴蛮与弦乐队的平等对答中，东方弹拨的颗粒感与西方长线条的呼吸共同织出人类情感的真实面貌：孤独、温暖、抗争与和解。吴蛮以其在对人类共通性的“文化共情”的多维度探寻，使琵琶完成了从民族乐器到世界性独奏乐器的身份蜕变。我对吴蛮关注最多的，恰恰是她完成哈里森《琵琶与弦乐队协奏曲》之后，与大提琴家马友友又共同创立“丝绸之路”音乐计划。这个计划成为吴蛮践行其理念又一宏大的实践平台。正如吴蛮所说，“丝绸之路乐团是流动的没有墙壁的音乐实验室……用西方乐器和其他国家的传统乐器揉在一起，打乱、再创作一种新的音乐语言，是非常健康的实验”。音乐计划汇聚来自丝路沿线多国的音乐家，将超越语言的情感主题视作即兴对话的起点。在这一平台上，吴蛮将琵琶带入波斯、印度、中亚等传统语境的直接碰撞中。当琵琶的音色与伊朗卡曼恰的哭腔、印度塔布拉鼓的节奏共同讲述同一个关于人类共同情感的故事时，乐器间的差异不再是障碍，反而成为丰富共鸣层次的素材。2017年她参与录制的专辑《歌咏乡愁》获格莱美“最佳世界音乐专辑”奖，我想这正是国际乐坛对这种“共情式跨界”的最高认可。《歌咏乡愁》专辑封面从共享范式到个性语法，走出中国气韵作为驻团艺术家的吴蛮，在上海交响乐团2025-26音乐季中三场演出的设计，独具匠心和巧思。我以为，在实现文化共情的基础之上，赵季平《第二琵琶协奏曲》、卢·哈里森《琵琶和弦乐队协奏曲》、杜韵《琵琶协奏曲“听书”》，恰呈现了以琵琶为代表的中国民族音乐走向世界的三条核心逻辑：一是“母语扎根”，让民族音乐语言获得国际通行的协奏曲载体；二是“互译留白”——哈里森以美国作曲家的“他者”视角，主动采用中国水墨式的留白，让琵琶与弦乐平等对话，证明“空灵”“通透”的中国式语言反而能扩大美学共识；三是“解构重生”，以对西方传统范式的解构彰显琵琶魅力。三者殊途同归：琵琶走向世界并非单向输出，而是不断在“扎根—对话—破界”的螺旋中，让中国音乐成为全球当代音乐谱系的有机创造者。赵季平《第二琵琶协奏曲》，是在扎根民族语言为前提，借助西方“协奏曲”这一创作形式，以“共享范式”即以协奏曲为平台的琵琶叙事。作品中，琵琶带着完整的文化身份，平等地与西方交响乐团进行深度对话。赵季平曾说过，“越是民族的东西，越是要与时代同步，越要走向世界、感染世界”。这首作品并没有让琵琶去演奏西方的音阶与和声，琵琶旨在邀请西方语汇“走出”自身，在边界处与琵琶相遇。吴蛮与美国 New Haven交响乐团1997年哈里森《琵琶和弦乐队协奏曲》，琵琶则以独特的个性介入西方古典音乐的传统范例，而非仅仅共享同一范式。5月23日申园邀月堂的这场分享会中谈得 最多的，便是吴蛮与哈里森就《琵琶和弦乐队协奏曲》的“传真式创作”，以及其如何展现琵琶与西洋乐队在两种英语语言的“互译留白”中实现的突破：在创作时，哈里森向相隔他地的吴蛮传真了自己创作的写满西方式音阶的乐谱，但在琵琶演奏的指法标记上却是一片“空白”——哈里森希望吴蛮参与创作，让吴蛮基于自己对乐谱的理解，将琵琶的韵味和演奏技巧融入作品中。换言之，哈里森提供了作品的音阶框架，吴蛮则将作品予以“琵琶化”，使得这首作品成为中西跨文化合作的典范：既突破了传统西方协奏曲的共享方式，又彰显了琵琶个性化的民族语言扎根古典当代音乐谱系的有机性。杜韵的琵琶协奏曲《听书》似乎又进了一步。作为首位斩获普利策音乐奖的华人女性作曲家，杜韵的这首作曲不仅完全为吴蛮的琵琶量身打造，且以一种后现代的姿态彻底解构了“协奏曲”这一西方古典体裁样式本身，并将其重塑为一次鲜活、流动且充满生命力的“当代重生”。《听书》中，杜韵将“协奏曲”切割成私人化的片段。吴蛮将其比作一张张不断生成的拍立得照片：每一张都有自己的情绪、故事和色彩，其中还包括北方的秦腔、南方的南音和京剧元素，合在一起则构成层次复杂的整体。琵琶以说书人的身份在这些片段间穿针引线。这里，西方的音乐范式被颠覆后，中国音乐、中国文化的个性化语言是作品绝对的精神内核和叙事引擎。《听书》的成功仅是一例。如今的吴蛮，已积累了一百多首琵琶新曲，并持续探索着琵琶与西方管弦乐融合的路径。在世界交响语境下，以琵琶等民族乐器为代表的“中国气韵”，正以独具个性的新姿态参与并完善世界音乐的语法语汇。杜韵琵琶协奏曲《听书》中国首演排练现场上海交响乐团以“音乐沟通世界”为使命。如何沟通？以什么样的姿态去沟通？在乐团2025-26音乐季即将收官之际，我以为，重新回望驻团艺术家吴蛮的三场精彩现场，恰恰提供了对这一使命的最好注解。从“用世界语言讲中国故事”到让中国故事重构世界语言，即以琵琶作舟，将中华乐韵汇入世界交响的洋流，我想这不仅是吴蛮的愿景，更是无数中国音乐人共同的愿景。就像都市钢铁丛林与江南古典园林申园的和谐与互文一般，要让阿炳与贝多芬的共舞既被我们接受，也被世界接受。